在以后的70多年里，大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19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次被法国侵略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记者，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及性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