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前期采访工作大致告一段落，我在母校的留学生餐厅请全组人员吃了顿饭，准备回去整理录音。但在席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实习生小张告诉我，在她搜集到的采访对象中，还有一个没有“采”到。
“不是都没落下吗？”我翻了翻名单说。
“那个人比较孤僻，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也死活不愿意上镜。”小张说，“不过我总觉得这人身上有故事。他没工作，也从来不到学校的课堂去听课，每天就是在学生宿舍里窜来窜去，保安把他当成捡破烂的，往外撵了好几回，但每次撵出去，没两天他又回来了……”“没准真是个捡破烂的呢？或者在倒卖偷来的自行车？”“我见过他一次，绝对不像。”小张笃定地说。
我时常教育手下的孩子们，干活儿一定要有始有终，哪怕一个镜头没拍到也不能收工。我也对他们说过，真正有意思的素材往往是锲而不舍地“抠”出来的，而非随便拍一拍就能捕捉到的。小张的态度倒好像将了我一军，于是我让其他人先吃，自己跟着她走出了餐厅。
小张所说的那人的住处，就在我们学校西门外的“挂甲屯”一带。那儿的居民把平房加盖成摇摇欲坠的简易小楼，再按间甚至按床位租给住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城中村仍然又脏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两侧摆满了卖鸡蛋灌饼、麻辣烫和羊肉串的摊子，不时有戴着厚厚的眼镜、满脸木然的年轻人夹着书本匆匆而过。小张带我穿街过巷，拐进了靠近圆明园西路的一个小院儿。她在一扇紧闭的门上敲了敲，半天无人应声，又不甘心地透过窗帘缝往屋里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