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欧洲已经开始了对外殖民掠夺的进程，中国首先吸引来的就是大批商人。加之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废除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制度较为宽松，使当时外贸经济一度繁荣。16世纪，葡萄牙国王派遣的使臣也来到中国，与中国百姓和明代朝廷有了来往。与此同时，传教士也纷纷来了。但是这些商人、使臣和传教士或许受限于语言、或许受限于空间、或许受限于停留的时间，他们都未能全面、详细、深入甚至正确地介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工业、艺术水平等。第一位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使者多默·皮列士在其所撰的《东方志》中写道：“中国国王不是由儿子和侄子继承王位，而是由全国会议选举产生，会议常在国王和曼达林所在的汗八里举行，这样推选的人就是国王。”而这反映的是蒙古人推选大汗的制度，显然不符合明朝历史事实，而只是根据元朝初期情况的推演。所以在意大利行者马可波罗口述实录的《马可波罗行纪》出版两三百年之后，欧洲人对于中国这个神奇遥远的东方大国的记忆似乎又变得缥缈起来。
利玛窦是彻底改变这一状况的欧洲传教士。他在这一章中就翔实地记载了他见识到的中国的大致情况，包括地名、位置、版图、物产、工艺、科学、政府机构、习俗、礼仪等，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中的正式复苏。利玛窦的记述基本客观，并且不乏详细描写，对于当时的外国人和现代人而言，都是了解明朝社会的重要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