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东亚通”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傅高义教授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日本学习了两年并进行了一些调查访问。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他开始学习中文和历史。1972年，他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长，被公认为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不过真正使得傅高义教授享誉海外的还是其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书，该书伴随着对日本经济崛起的探讨而使傅高义教授声名大震，也进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日本模式”的热议。
此后“日本模式”甚嚣尘上，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进入经济停滞和衰退期至今。面对多方面的质疑，傅高义于2000年又出版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另一方面，傅高义教授也将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实现腾飞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就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进入21世纪以来，傅高义教授更加积极投身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