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此期间从日本、美国或欧洲留学归来——继续以更强的力度、崭新的内涵推动教育改革。与以往强调组建新学机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新举措更加着重推行以杜威为代表的教育学及在此基础上的教学方法创新。
陶行知回国后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课，后任教授。该校校长郭秉文（1879—1969）[18]是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面对多数同事的反对，陶行知执意废除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代之以启发式教学法。因为，在他看来正如杜威所言“教育即生长”，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弱化教师对学生的说教过程。但由于当时在学校中实施这些新方法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他的尝试并不成功。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形成了一种氛围，[19]使杜威的改革教育学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