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在这篇大作的一开篇就表明，他那个时代的危险是，尽管民族和种族之间物质上的交往和联系在日益增加，而精神上的交流仍然十分陌生。而达成东西方更好的相互理解的障碍是，西方认为东方不得不从西方学习所有的一切，却没有东西可以回报[50]。白璧德指出，西方优越感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首先是种族的优越，这种优越感表现为西方人预设了白人特别是北欧的金发一族比棕种和黄种人优越的神秘信仰；其次，西方预设的优越感基于其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它推行的那种“进步（progress）”模式，这种预设认为东方在物质效益上十分落后；最后，西方还预设了自己在宗教上的优越感，把非基督徒的亚洲人视作是异教徒，或者把亚洲宗教特别是佛教信仰中的价值放在基督教模式中考量。白璧德指出，虽然在他那个时代亚洲人开始注意西方的科学发现，但他们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要更少承认西方的道德优势。白璧德特意从吸收西方因素最多的亚洲国家日本的变化来说明这一点。白璧德认为，亚洲人有他们自己对优越感的认识，他们不仅把自己和西方相比，而且互相比较。寅老也注意了日本的变化，其议论颇能考虑古今中外，如他曾以日本之变化议论唐宋风俗之变迁；他说“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可取今日日本为例，盖日本往日虽曾效则中国无所不至，如其近世之于德国及最近之于美国者然。但其所受影响最深者，多为华夏唐代之文化。”[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