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归国途中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多月，其时，该国盛行婆罗门教。随后，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到该国弘法，国王母亲等先后归佛，自此佛教大行。元嘉年间，宋文帝遣使前往迎请求那跋摩，僧人法长、道冲、道俊等一并前往。跋摩到建康后，先后译出了《优婆塞五戒威仪经》《菩萨善戒经》等佛经。元嘉十二年（435年），阇婆国王遣使带国书和礼物来中国，特意通报了该国已归信佛法，佛教颇为兴盛的情况。此外，诃罗单国的来访使臣所携国书中也洋溢着佛教的语意。这些都不难看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很早就有着佛教文化的交流。
除佛教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生活习俗也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了南海诸国。如林邑国士人大多学习汉文，读儒家经典，行祭孔之礼。中国的上巳节、盂兰盆会等节日，以及龙舟赛等节日风俗也都为当地百姓所接受继承。不难看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影响。
五、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除佛教东传与道教西渐之外，还反映在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书法等各个领域。
（一）汉族文学、书法在西域的传播
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府文书，以及民间买卖田园宅室、牲畜器物等的契约，陪葬衣物疏、借贷契约，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说明当时汉文已在西域广为使用。随着汉文的传播，传统的汉族文化典籍也在西域流行，如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习”[32]。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秀才对策文》，其中涉及《春秋》《诗经》《老子》等许多文化典籍。如有《春秋》智伯围晋之事：“《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有《诗经》中的《关雎》篇：“夫关雎之乌，鸷而有别。故喻□□，□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得行化。外□□体，妇人阴道，化之所难，故云夫妇正则王化□。文王之教，自迁及远，是以为化之首。”[33]甚至还涉及三皇五帝、仓颉造字、日月星宿等汉族传统文化典故与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