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被视为革命精神之父，因其提出契约理论、主权者概念和公民宗教，以及对美德和自由的赞扬。[218]此外，疾病是解读的新视野，卢梭以身体话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困苦中寻求真理的形象，对受难者的同情与对压迫者的愤怒是革命的原始情感，这是他进入革命话语的心理基础。那些呼吁将卢梭的棺椁移入先贤祠的人为之鸣不平：“他无妻无子，无家无国，只因被社会剥夺了幸福才如此凄惨。”[219]1789年，伯维尔伯爵出版《卢梭的生活》，比之为苏格拉底，“一个忠实传达真理的人，饮下比毒芹汁更烈的东西”。现代学者特鲁松批评伯维尔以热情代替真实，可在革命时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中，“伯维尔的小册子强化了卢梭与革命的思想关联”[220]。
卢梭的思想中有两个极端，生与死、爱与恨、入世的雄心与出世的苍凉，那是病痛引起的，与革命暴力的社会起源不同，但无限度的神化预示着他迟早是革命精神的信仰。革命者要打碎业已沦为世俗权力的天主教，寻找能托付心灵的真正信仰，他们在卢梭的身体话语中看到了纯粹的殉道精神，革命时代的宗教崇拜由此出现。在祭奠卢梭墓地时，崇拜者的心中有瞻仰殉道者般的情感：“面对棺椁，人们感觉不到恐惧，只是在神圣的肃穆中接受他的注视。”[221]1790年，一个法国年轻人想去亚洲传播卢梭的原则，并用阿拉伯语写了一本《教理问答》，他将卢梭视为先知；次年，巴黎贫困者协会（Société des indigents）的成员在他的胸像前祈祷，希望他在神意中复活。[222]现代思想家勒梅特尔从一本1787—1793年流行的小册子里觉察到“革命时期的人像宗教动物”[223]。这一点符合政治学者阿伦特的观察，即“（西方）现代革命本质上源于基督教，哪怕它们打着无神论的幌子”[224]。所以，卢梭与革命的关系，不只是文本传播的问题，抑或革命派对公意与专制的曲折解读，还有人心的好恶，他的生存困境契合了革命时代的人同情苦难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