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的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地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