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史官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上，历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官味”。因此，它是谈不上是艺术的，尽管文、史、哲不曾分家。可以说，那时，历史是被统摄于伦理之下的，是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服务的，有如一位板着脸的、毫无感情的老头子，要统治后世，决定后世；犹如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家长，被赋予一种很高的权利，因此，它不苟言笑，不为激情所左右，永远那么冷漠、严峻、威慑着一切。历史不是诗，而是伦理学的奴仆，因而不会有诗情。当然，这个时代如此做，也有其充足的理由，何况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时代呢？一个没有温情的正统的大家庭呢？
对于西方而言，历史作为艺术，受到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独立运动”的否定，历史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科学”，弄得枯燥乏味，思想苍白，丧失了正视生活、迎接现实挑战的能力。这时的历史，或多或少已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接近了，实际上没了历史，只有考据学，只有史料的堆砌、数据的积累了。
于是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人们又重新检起了古典时代的论题：历史是一门艺术——但首先强调的是艺术的认识价值、实践功能，强调历史使人们回忆过去，教育与启迪人的心智，激发热情与志气，并以此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