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整体面貌来看,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探索其中存在的一些规律。
第一,20世纪中国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或基本规律,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的倡导者,还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名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及其继承者们,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到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可以证明,不论何种史学思潮,其主要倾向都是明确宣称史学应当关注社会的。[12]要之,20世纪的中国史学,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反转过来作用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另一个规律,是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现。这种民族特色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中国是“历史大国”,史学悠久,史籍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关于先秦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几代史学家为之做出了贡献;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诸问题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史学工作者为之倾注心血;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是近20年来备受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领域;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地方史志、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使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还反映在历史意识和史学观念方面。中华民族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这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撰写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等,层出不穷;对传世旧籍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斐然;关于清史、民国史、共和国史的撰写,也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他方面,不胜枚举。在史学观念方面,求真精神,信史原则,史家修养,以及重视文字表述之美等方面的优良传统,都得到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发扬。民族特色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史书的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可以容纳不同的历史内容和不同层次与风格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多种传播形式,不仅活跃了史书的外部形式,而且扩大了史学同社会的联系。20世纪以来,历史著作大多采用章节体形式,这是史学转向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性。但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仍具有存在的意义与生长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和各种年表的撰写与制作,从未间断过,并有不少新的创造。近20年来,在纪事本末体史书、学案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的撰写方面,也各有新作。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创造性运用传统的综合体(纪传体)史书体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史书在表现形式上的民族风格及其优长之处,为同行与公众所称许。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